中国经济正处在一个十字路口，面临两种不同的应对思路。一种是建议通过大规模经济刺激，使中国经济走出资产负债状况恶化的困境。另一种是采取一揽子增量政策，解决短期国内需求不足、中期内生动力不足、长期高质量发展转型面临的问题。1998年至2002年的结构性改革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宝贵的参考样本。
彼时，国家发行6600亿的长期建设国债，撬动3.2万亿投资需求，短期解决了国内需求不足的问题，中期解决了国企三年脱困、银行业剥离不良资产推动股份制改革等结构性的问题，长期解决基础设施等历史欠账等问题，2002年至2008年GDP年均增长11%，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4.2%。这段历史经验是通过改革调整解决问题。
或许有人质疑，如今的国内外环境已与1998年大相径庭，那时的经验教训是否仍具有借鉴意义。诚然，国际环境确实发生了根本性深刻变化，但就国内而言，短期解决国内需求不足、中期解决内生动力不足，以及长期解决转型障碍和历史欠账等问题的紧迫性，与1998年有着诸多相似之处。
当前中国实施一揽子增量政策，不应是大规模经济刺激政策，而应是以解决问题为导向的结构性改革政策。在这四年(2024—2027年)里，通过实施短中长期增量政策的综合施策，不仅要解决短期国内需求不足的主要矛盾，中期内生动力不足的问题，还要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2028年中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新轨道奠定坚实基础。
国家最近出台的一揽子增量政策，聚焦加大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扩大国内有效需求、加大助企帮扶力度、推动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提振资本市场等五个方面，问题判断得很准。
第一点是宏观政策要逆周期调节。1998年是逆周期调节的一个成功案例。如果将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放在中美宏观经济治理能力竞争角度看，未来4年中国名义GDP占美国名义GDP的比重是上升、下降还是平移，是一个很重要的考核指标和试金石。
第二点是扩大国内需求。要想叫老百姓花钱，首先要解决老百姓有钱的问题，提升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提升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经营性收入、转移性收入水平；其次要解决老百姓的基础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后顾之忧，让老百姓敢花钱；第三是要优化消费环境，让老百姓放心花钱。扩大内需战略不仅是国内供给和需求平衡的问题，更是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关系的问题，扩大内需有助于改善中国与世界的经贸关系。
第三点是加大助企帮扶力度。一揽子增量政策就是要解决企业信心和未来预期的问题，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发改委、财政部等部门接连走到前台，与市场对话、与投资人对话、与全社会民众对话，实际上是在管理预期，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进步。政府如果学会和市场沟通对话，市场就会更好地理解政府政策，也会配合政策发挥作用。市场明白，与政策对立就会赔钱，配合政策就会赚钱。
第四点是房地产问题。作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之一，房地产既要解决探索发展新模式的问题，同时要解决背后的体制机制问题，包括央地财税体制改革等，让房地产真正回归到市场加保障功能主导的轨道上来，这需要很多深层次改革，包括土地、金融等要素市场化改革，服务和资源市场化改革等。
第五点是资本市场问题。资本市场作为市场经济体系中的高端重要组成部分，改革已进入攻坚克难的深水区。如何给老百姓带来可持续的财富效应、给科技创新带来可持续的激励效应、给市场主体带来可持续的融投资效应，需要进行脱胎换骨的资本市场体制改革，如进一步推动制度型开放，加强资本市场与国际市场的互联互通。
一揽子增量政策能否解决地方政府、企业和个人资产负债恶化的状况，关键环节还是要真抓实干，要防止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只说不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我们搞好经济工作最重要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我们要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的改革精神贯穿到一揽子增量政策实施过程中，充分调动地方政府、企业、老百姓的积极性，协同发力、走出困境。
目前国家提出要建立健全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工作机制，把非经济政策纳入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有效解决非经济政策制定者可能因不了解经济工作特点而出台对经济工作产生不利影响的政策。要多措并举确保一揽子增量政策真正落实，就需要各部门之间的统筹协调，共同消除不利于高质量发展作为新时代硬道理的干扰因素，使一揽子增量政策更有效地发挥作用。
总之，千言万语可以归结为一句话，就是一定要把经济搞上去。通过一揽子增量政策，让经济可持续运行在合理区间，进入高质量发展的轨道。
